危機在十年前就埋下了種子

經歷這場危機以後，人們對金融的未來產生了疑問和擔憂。一個比較流行的看法是，自由經濟終結了，以後要回到凱恩斯主義。我認為類似觀點都是概念，仔細思考就會發現其內容是很空洞的。這些觀點都是對危機的極端反映，對實際問題沒有認真進行研究，沒有追問危機產生的根源。

金融危機不是一定能夠避免的。回顧歷史，金融危機經常出現，再過20年也還會有金融危機，想要擁有一個完美的製度，完全杜絕危機，這是不可能的。決定金融危機發生的最重要力量是市場。從歷史經驗來看，市場是不完美的。

在經濟理論界，最近30年芝加哥學派和麻省理工學派各成堡壘。我是麻省理工學院的畢業生。芝加哥學派秉承經濟自由主義思想，信奉自由市場經濟中競 爭機制的作用，相信市場的自我調節能力；而麻省理工學派主張對市場進行約束。過去20年經濟理論的發展，主要是以芝加哥學派為主，相信市場有自我糾正的能 力。最近麻省理工學派又佔上風了，麻省理工學院的畢業生剋魯格曼今年拿了諾貝爾獎。接下來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人，可能會有很多主張對市場有所約束。

亞當・斯密在《國富論》中說，人的貪婪最終會引導人走向正道，把每個人的貪婪綜合起來，社會和市場會達到最理想的結局。後來隨著經濟的發展，在 1929年大蕭條之後出現了一些新的理論，比如“信息不對稱”、“道德風險”，等等，這些理論認為市場中的信息不對稱導致了道德風險，所以對金融來說，最 重要的就是防範道德風險。

在大蕭條之後，形成了一個共識，對金融行業要有比較嚴密的監管。採用的方法是把商業銀行跟投資銀行分開，也就是《格垃斯―斯蒂格爾法案》。商業銀 行是把居民存款貸出去，存款由國家擔保，等於是用國家的錢去冒險，在這種情況下，政府對商業銀行的風險是應該有所限制的，《巴塞爾協定》體現的就是這樣的 原則。而投行是以金融服務為主，風險較大，要跟商業銀行分開。

《格垃斯―斯蒂格爾法案》施行了半個多世紀，10年前出現要推翻它的呼聲。產生這樣呼聲的主要原因是華爾街盈利模式發生了變化。原來銀行是金融信息流通的 中心，靠這個就能賺錢。進入IT時代之後，信息流通更加便捷，使得銀行金融服務的利潤越來越薄，它的信息優勢減少了，服務費用大幅下降。所以銀行不得不走 向自己操作資本賺錢的模式，於是引發了要求取消法案的呼聲，美國國會終於在1999年結束了法案。所以，今天的危機在十年前就埋下了種子，這是目前危機的 一個根源。

還有第二根源。在1998年，長期資本管理公司(Long Term Capital Management)出事的時候，對金融衍生產品是不是要監管，有一個激烈的辯論。當時克林頓政府的主要官員是反對監管，這為今天的監管缺失埋下了伏筆。

第三個根源是央行減少了對投行的資本要求，引起投資銀行的槓桿率大幅度上升。

市場機制是創造財富的最好機制

這次危機不是自由經濟的錯誤，而是監管層面的失誤，所以未來要整體改變金融體系的模式的想法是非常錯誤的。在危機之中，千萬不能匆匆忙忙地做決 定，把過去的東西全否認了。原來的製度運行了50多年，是比較健康的，對經濟的貢獻是非常大的。所以，我們現在應該回到十年前的監管制度上面。

世界上沒有計劃經濟帶來富有國家的例子。現在法國總統提出，建立新的世界金融秩序，所謂“布雷頓森林第二”。這也是在搞概念。法國是靠國有資本的國家，多年來經濟發展比較落後。今天，雖然英美體係出了危機，但是不應該跟這樣的國家看齊。

市場機制是創造財富的最好機制，這個時候否認它，是非常不應該的。而且對我們國家來說，目前人均產值才3000美

金，只有發達國家十分之一。現在說我們的製度比別人優越，還為時過早，主要還是以學習人家的先進經驗為主，還是從歷史經驗中找尋更好的監管方法。

投行很快又會大發獎金

金融機構會怎麼發展呢？從業者會怎麼樣？

現在做金融的人都很壓抑。經濟繁榮的時候，投行的人紅紅火火地賺錢；危機的時候他們的日子就不那麼好過了。現在大家都很悲觀，但再過兩三年，投行又會很容易地賺錢。

明年不良資產重組，這麼多不良資產，誰知道不良資產裡面是什麼東西，只有投行自己知道，他們相互買來買去，就又可以賺錢。賺錢對投行來說很簡單 的，他們可以到伯南克那邊借錢，現在是零利息，然後到市場買5%的長期債券，從中賺取利差。雖然現在投行的資本重組了，但過兩三年，它們可以把國家持有的 股份買回來，那就又沒人管他們了，他們又可以開始發獎金。明年投行肯定是發不了獎金，因為明年美國的失業率要到8%，在這樣的情況下發獎金，老百姓會造反 的。後年情況就可能發生變化。到2011年，投行又會開始發獎金、買法拉利。所以說，這個世道沒什麼公平可言。我認為對世界最有貢獻的是工程師，但工程師 賺錢少。

(本文是謝國忠在“世界經濟與中國2009：變化中的世界和機遇”研討會上的發言，由本報評論員曹理達整理，經其本人審核。該研討會由中國銀行國際金融研 究所、中國國際金融學會、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、中國世界經濟學會聯合主辦，由中國銀行副行長朱民主持。）